可以合理地想象，我们远古祖先曾在丛林或原野里穿行，戒备着可能出现的狂风暴雨或虎豹豺狼，或者像现代人一样担心着干旱、洪涝、疾病流行等。
起草出来后，经过党中央来讨论通过，再交给宪法起草委员会33个人讨论，最后向全国公布。中国存在许多不同身份的人，如何把不同身份的人联合在一起？梁启超发明了似是而非的概念——中华民族。
第三，从宪法的发展趋向来看，现行宪法已经从过去所秉持的暴力正义逐步走向互惠正义，这暴力正义是你打我我也打你，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种原理也是一个正义的精神，主要体现在刑法上。至于展望，我不知道怎么展望，但回眸30年，这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我记得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有一句话，他希望美国跟中国做生意，为什么有如此的希望？他说我不相信中国人进口了美国货物，然后把美国货物所承载的美国文化放在码头上不带进去？每一个商品、每一种经济、每一个生活水平的提高本身所承载的必然价值，可能是有关自由和权利的问题，这可能是官方所忽略的。焦洪昌：参加宪法三十周年的会已经好几个了，今天比较集中，并让人博教授做主题发言，对人博教授，我可能比诸位接触得多一点，因为我跟他在一个研究所，也一直在想这个的问题：他对中国的宪政无论是历史还是未来，我感觉他是比较悲观的。十年前我有这样的想法，当时是锦涛同志第一次当总书记，九个常委第一次纪念宪法颁布二十周年，九常委在这样的场合第一次露面，本人在场，离锦涛同志不远（现场笑），当时想如果我上去坐在那儿不就是我了吗？（现场笑），不过我压制了内心的冲动。
对这些从革命者转变为官僚的权力转变方式，我们应该以什么样更有效的方式进行控制？现在没有理论创新，还是老一套。所以30年不搞群众运动，同时没有战乱，这是邓小平先生的大功劳。沿着此种思路，在我国行政法学界出现了一种将法律渊源当作论据的主张。
以法律实践者的内在观点看来，它是先于法官或学者的宣告、阐释而存在的。[4]但20世纪以后，各类法律原则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成文法典之中已经成为人们见惯不惊习以为常的现象了。而它们的效力也不再是绝对的，而是取决于具体情境的对话和论证。[22]这样，田永案所提出的上述问题就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7]张尚 （主编）《走出低谷的中国行政法学――中国行政法学综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59页。[1]原则（principle）被认为是基本公理或原理，而法律原则指充当其他规则或准则之基础和根源的、总括性的准则或原理。
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43页。而且原则相对于规则的统率地位更有助于内容广泛数量众多的行政法律规范的内在统一。法学史上，人们一度将法律等同于自然或理性。进入专题： 行政法原则 法源学说 。
如果我们认同形式应当服从内容，那么解决此冲突的办法毫无疑问应当是调整法源论以适应原则论。但最明显和直接的表现是，法律原则有时会排除特定制定法规则在个案中的适用。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这种有关承认规则理论，那我们可以说，尽管法律的表现形式或存在形式在很多时候都是极实用的法律识别标准，但我们不应当将法律具有何种表现形式或存在形式这一问题与法律识别标准是什么的问题等同起来。本文作者采用的是制定法/非制定法的区分。
但十九世纪以来，法律人更熟悉的是分析法学家们所提供的答案：如奥斯丁曾将法律规范统一于主权者的命令。常规案件中语境的重要性中往往隐而不现，但在疑难案件中，法律解释因语境不同而不同的特性就会彻底暴露出来。
事实上，当我们追问原则是不是法时，我们真正想弄清楚的并不是法律规范这个词语的语义，而是原则的法律地位如何，——或者更确切的说，我们想要弄清楚的问题是，原则相对于规则而言，具有什么样的法律效力？这种问题并不是一个可以用下定义的方法加以解决的问题。[36][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85页。
因此，只有超越形式标准，才有可能将作为法律的不成文原则与非法律原则区分开来。当代新自然法学派之德沃金所提出的原则论，之所以激起实证法学的强烈反应，关键并不在于法律是否包括原则——实证法学的代表人物如哈特、拉兹都并不否认这一点[45]——，而在于德沃金将认为法律原则是由于符合公平、正义或者其他道德层面的要求而获得遵从的原则，[46]在实际上肯定了法律（原则）与政治道德之间存在着沟通关系，挑战了实证法学关于法与道德分离的核心命题。1995年毕业于中南政法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4]有关介绍，可参见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在微观或操作意义上，行政法原则在法律解释适用活动中可以起到弥补缺陷、填补空白的作用。对法律适用实践的考察也表明，法律并不具有脱离具体适用语境的确定意义。
而那些在通行的行政法学著述中经常被援引和列举的、被认为贯穿了行政法全部领域的基本原则，——如行政法治（依法行政）、自然公正、正当程序、法律保留、比例（均衡原则）、信赖保护等原则，——在我国目前，却尚未成为制定法条文。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其他如类推适用和目的性扩张等解释方法的适用[27]也以否定法律条文文义原本涵盖的案件范围为前提。在行政法领域，我国大陆当前通行的行政法学教材——与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不同——通常并不在法源部分讨论原则的法律地位，而是使行政法原则成为与行政法法源并立的独立章节。
而这就意味着，——与许多西方国家不同，我国并不承认不成文的原则、习惯、惯例和司法判例、法律学说、比较法等为行政法之存在形式或表现形式。但是，相比私法学者，公法学人对于突破法律渊源中的制定法一元论却总有更多疑虑，因为人们通常似乎认为在公法领域似乎比私法领域内更有必要强调法的确定性价值。
面对此种现实，很自然地出现了一种兼顾原则之法律地位与制定法之惟一法源地位的努力：区别已经得到制定法承认或未得到制定法承认的行政法原则，只承认已经获得制定法承认之原则具有法律效力，不承认尚未获得制定法承认的原则具有法律效力。最显著的一个困难是，希望立法者将所有法律原则都以条文形式做出明确规定是不现实的，因为立法者并非万能。【关键词】原则亦法论。a comprehensive rule or doctrine which furnish a basis or origin for others. See Henry Campbell Black, Black''s Law Dictionary, Fifth Edition, M，A 1979,P462[3][美]迈克尔·贝勒斯：《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13页。
以及张尚 （主编）《走出低谷的中国行政法学――中国行政法学综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28～34页。另一方面，行政法学中的单一法源论却只承认制定法形式的法源。
当然，以原则排除内容明确的既有具体规则在多数时候都会引起激烈争议。马怀德（主编）：《中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
因为不成文原则的表现或存在形式，如习惯、法理、乃至社会共识等，都不是法律所独有的形式。此种观点运用了格雷关于法律与法律渊源的区分——白纸黑字的制定法并不是法律，只是法律的（实质）渊源。
而现代复杂变动社会中，具有历史延续性的习惯不再具有当然的合理性、道德共识早已破碎，将习俗和道德作为法律渊源极有可能因无俗可依无德为凭而落入一般民众无所适从而强权在握者为所欲为的混乱状态。简单地说，无论我们在语义上如何界定法律规范，原则的法律地位问题都不会消失。但是，该案的判决中有如下论述：按退学处理，涉及到被处理者的受教育权利，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的原则出发，作出处理决定的单位应当将该处理决定直接向被处理者本人宣布、送达，允许被处理者本人提出申辩意见。在这里，真正的问题其实是：我们识别法与非法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是法的形式还是法的实质？（二）直面法律识别标准法学的研究对象是法律。
至于我国行政法的实质识别标准究竟是什么，则是需要另文论述的主题了。当然，这不是说，制定法规则不可以提供特定意义上的确定性或说客观性，而只是说，它所提供的并非绝对的确定和客观，而只是相对于主观任意而言的确定性和客观性。
的确，众所周知，内容明确的制定法规则不仅在一般意义上有助于形成社会交往所必须的确定性，在法律适用中也有助于防止执法和司法人员的恣意。[31]因为，当代法学理论已经揭示，只承认制定法原则不承认不成文原则会遇到许多现实的困难。
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国家法教研室（编著）：《行政法概论》，1983年。[41]苏力：《解释的难题：对几种法律文本解释方法的追问》，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